“吴刚伐树我洗缸，古今相遇一感伤”
——怀柏杨
4月29日凌晨一时十二分，柏杨先生病逝于台湾新店耕莘医院，享寿八十九岁。
柏杨先生谢世的消息让人猝不及防。尽管先生沉卧病榻日久，遽然驾鹤西去，还是令人震惊与黯然。
说柏杨，似乎永远都无法回避《丑陋的中国人》。每个人都有精神谱系，每个人都有心灵皈依的精神导师。犹记得当年读《丑陋的中国人》的惊悚经历，书是借别人的，但短短时间内的阅读感受却是心惊肉跳，心智受到巨大的撞击。后来，在旧书摊上终于买到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从书架上找出《丑陋的中国人》，这本薄薄的册子是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198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摩挲书页，感慨万千。曾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丑陋的中国人》，没想到再次翻阅，已是先生仙逝之日，物是人非，不胜唏嘘。
先生十年小说、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著述等身，一生中留下数千万的文字；先生被史学家唐德刚誉为继鲁迅之后最伟大的杂文家；先生写史，独辟蹊径，在编年体、纪事体之外，开创了“平民体”；先生“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柏杨文物馆馆长张清荣语）还有人说，柏杨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对自由、人权与平等的考量。斯言不谬！
的确，这是一位命运多舛的老人，当年为柏杨执笔写回忆录时，周碧瑟常常掷笔凝望柏杨，叹道：“您的灾难，怎么没完没了？”惟其如此，才愈显柏杨的精神高度，其精神遗产愈加值得继承。
在当下，我们重读柏杨，尤具有现实意义。《柏杨曰》大陆新版序中有这么一句话：不为君王唱赞美歌，而只为苍生、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在辫子戏泛滥成灾的当下，一些人不遗余力地讴歌君主，为专制粉饰，还有人替皇帝代言“好想再活五百年”，有多少编导关注卑微的庸常的个人叙事？当歌德派大行其道，当“形势一片大好”，当知道分子、知利分子、知乐分子遍地出没，有多少人还时刻保持痛感？有多少人说“人”话、做“人”事？
有人痛感，当下，所谓的“国粹”被涂以道德油彩，给人以为文化传统招魂的感觉。对凡是与传统有关的事物，动辄奉上一顶“国粹”的高帽，做一些远离实际的吹捧。当传统被奉为圭臬，当伪国粹沉渣泛起，又有几人能像柏杨一样舞动着手术刀，刺向陈腐的旧体制？
柏杨对中国人的人性批判可谓鞭辟入里。且看他的一些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没有一个社会和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疯狂，和这么深入骨髓。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
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
，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
，不够平衡。
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
这些话至今读来，仍让人大汗淋漓，如芒刺在背，但又不得不叹服先生目光如炬，一针见血。至于他用“酱缸”这一意象去讽喻传统文化的糟粕，以及他批判传统的“谎言文化”，无不鞭辟入里，启人深省。所谓“爱之弥深，恨之愈切”，先生檄文不断，盖因如此。柏杨夫人张香华说，柏杨最大优点就是很温暖、热情、嫉恶如仇。也许正因如此，他才会饱含深情地解剖历史、剖析人性。
不要认为先生只会破，不会立。被称为《丑陋的中国人》续篇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为国人重塑尊严提供了明晰的路径。先生通过峭拔凌厉的文字使读者明白尊严的个中精义，提倡国人具备最基本素质与处世姿态。诚如柏杨坦言：“八十年走过崎岖路，凝聚为一句叮咛：人，之所以为人，第一是要自己有尊严；第二是要尊重别人的尊严，而且是诚挚地尊重。”在当下社会转形期，尊严仿佛是奢侈的，因为许多人的生存状况是困蹙的，艰辛的，比如民工，他们缺少的正是生存的尊严。该如何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
“吴刚伐树我洗缸，古今相遇一感伤；千年挥斧树仍在，井蛙洗缸费思量；屈原徒怀家国恨，谏臣鲜血洒刑场；多少捶胸扼腕事，端赖几人不寻常。”这是柏杨的夫子自道。正如鲁迅永远不会过时一样，正如鲁迅被人嫉恨一样，柏杨也被一些人骂为“恨自己同胞的蟊贼”，但是，柏杨终将因他“我洗缸”的赤诚而伟大、而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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