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皮德没有想到，他将不得不无数次地画带有可恶 字的反法西斯漫画。
这年夏天少年皮德到了德累斯顿。对德累斯顿绘画陈列馆的参观，使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在那里首次看见了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像，圣母像的本身没有强烈吸引住他，使他惊讶的是老年参观者对圣母像的欣赏。多年以后，他再次看见了这幅油画和其他许多陈列馆的无价之宝时，他发觉自己也像德累斯顿老年人一样，目光不能从这幅天才作品移开了。
中学时代的最后几年，他晚上到艺术学校学习，毕业后一年，他进了哥本哈根皇家艺术学院。他是用功的学生，认真地完成全部作业，可是未来的漫画家不喜欢神情呆板的模特儿，闲暇时他常在街上和公园里面速写，把行人和坐在长凳上谈天的人画下来。
1934年皮德和艺术学院同学们一起作了一次全德自行车旅行。虽然德国使青年们觉得别具一格的美，但旅行却给人留下忧郁不安的印象：到处飘扬着 字旗，街上是一队队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分子。犹太人开的商店橱窗被砸坏或者被查封，不能作买卖了。在德国南方各城市的交通要道，旅行者可以看见犹太人禁止入境的标语牌。
1936年皮德画了第一幅反法西斯政治连环漫画，在广播里听到希特勒的讲话，他想象出狂暴元首的形象，立即决定把他画下来。很快标题为《讲演者》的连环画刊登在丹麦进步杂志《文化斗争》上，还加了“赫尔卢夫·皮德斯特鲁普画，希特勒文”的字样。
赫尔卢夫·皮德斯特鲁普在自传中写道：“反对法西斯，正如常言所说的，是我的天性。我出生在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家庭里。在童稚时代我的父亲曾同情社会民主党人，可是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通过了战争拨款后。他和我的妈妈成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热情洋溢的拥护者，他们激烈地谴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路线。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我的父母成了苏维埃俄罗斯的信徒。他们给予革命家、理论家和国务活动家列宁以高度评价。我在学院读书时正值国际政治形势非常紧张时期。在德国希特勒夺取了政权，柏林发生了国会纵火案，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审判中与法西斯刽子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这甚至引起投身政治路线不难确定。”
现在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皮德一贯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在一次座谈会上皮德说：“毫无疑问，要是我没有受到周围的人和事物的影响，我不会成为有现在这样风格的画家。4岁那年我第一次去巴沙马戏院看戏，喜剧节目中的丑角的表演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觉得它比其他艺术留给我的印象要深。5岁那年我看了查理·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我觉得他是最好的演员。我的社会意识的形成正是受了卓别林电影的影响。他的电影中的主角引人发笑，当瘦弱的主角占了强者与当权者的上风时真令人喜悦。我这一辈子都钦佩卓别林。除卓别林外，格里戈里·阿历克赛达罗夫的《快乐的孩子们》的影片也给了我巨大影响。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资本主义危机加剧、世界上空乌云变浓时，来自苏联最好的、使人乐观的信息。当时西方各国失业率上升、极端贫困占主导地位，到处散布着悲观情绪，因此《快乐的孩子们》这部影片的出现，成了不可置信的惊人事情。多年后正是他授予我“加强世界各国人民间和平”的列宁国际奖金。我还遇见了他的妻子留芭·奥罗娃，她是个出色的演员，《快乐的孩子们》中的主角之一。
“孩提时代安徒生的童话对我认识周围世界，提高我的想象力有很大影响。我向安徒生学会了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引起读者深深思索的本领，我佩服丹麦讲童话人的机敏的讽刺本领和极强的幽默感。我完全能区分出讲童话人对富人的憎恨和对穷人的同情。安徒生总是站在穷人一边。查理·卓别林的许多观点与安徒生是一致的。”
艺术学院毕业后在皮德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以后该怎么办。不仅要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从创作中得到满足，还要谋生。已是成年人了，不能再让双亲负担了。
皮德说：“刚开始独立生活时，我不得不用偶尔挣来的钱勉强维持生活。要知道在资本主义的丹麦，人们的处境不同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人向年轻的画家定货，画完后有稿费，或者能拿到薪金，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广大人民群众感兴趣。
“在丹麦年轻的画家别指望得到定货，只希望自己的画为某个富翁所喜欢，因此很多画家不得不设法使自己的作品符合购买者的胃口。”
皮德决定到报社当美术编辑。与进步杂志《文化斗争》的合作经历鼓舞了他。该杂志曾经刊登他的第一幅连环漫画。是的，他没有得到稿费，杂志社太穷，不能付给所有为它供稿者的稿费。但是，皮德的工作非常出色。有一家资产阶级大报《贝林时报》同意几乎每天都刊登画家画的连环漫画故事，但这些故事不能带政治色彩。皮德为这家报纸画了不少于7O幅的画，都被采用了。过了不久，建议他暂行代理《社会民主党人》报美术编辑，原来那个编辑需作半年旅行。这个建议对他太有吸引力了。那段时期丹麦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明显地持反法西斯观点，它谴责了让弗郎哥将军放开手脚反对西班牙人民的人。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他负责画小花饰和戏剧速写。有一次该报的星期日副刊编辑问皮德能否在广告栏上为丹麦葡萄酒画些逗人发笑的广告画，一连三个星期天刊登了关于丹麦葡萄酒的连环画。尔后皮德诙谐地说：“我不能说我的画使丹麦葡萄酒销量提高多少，但广告画对我很有帮助，因此我得以在星期号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用整整一版的篇幅刊登我的幽默画，连我自己都感到奇怪，我怎么能一星期又一星期成功地找到一个又一个新题材。”
这些画基本上画的是滑稽的日常生活情景，虽然某些画中有政治涵义。1938年英国、日本、法国、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之间缔结了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皮德发表了著名的《和平的报酬》连环漫画。他不能公开批评协定，因为他受到报纸政治路线的制约。不得不掩饰他激烈的反对态度。
用类似的方法皮德成功地表达了自己对政治事件的见解，甚至在希特勒侵占丹麦时也是如此。画这样的画是总是很顺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领导人耽心德国人会查封报纸。总之，反对希特勒，在那个时候与丹麦社会民主党的路线相抵触，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表示愿与占领者合作。
“我的讽刺对象”，皮德讲到自已在报社工作时的情况说，“首先是弗郎哥将军、墨索里尼、戈林和戈培尔。关于希特勒，直到战争开始以前一直不允许我画讽刺他的漫画。德国大使对‘贬低第三帝国领袖的尊严’的画曾提出过抗议。为了就政治事件所画的讽刺画在纳粹统治的国家里得以发表，我不得不求助于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人物‘德国太太’，但是关于这一点‘女士们’因此对我表示不满，说我的画看起来‘非常不讨人喜欢’。”
194O年4月9日丹麦被希特勒军队占领了。一天内丹麦就陷落了。这样闪电般的速度只有在侵略者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这个不幸一天的早晨，丹麦政府在希特勒的最后通牒面前屈服了，投降了。占领持续了5个罪恶的年头。丹麦人在这5年里各自表示出自己的特点。丹麦政府与希特勒分子合作、企业家和银行家与他们保持着业务联系。
从占领之初即遇到丹麦人民的反抗。丹麦人民不理睬德国军队的代表，虽然丹麦学生能流利地用德语表达思想，但是不愿与他们有任何接触，佯装不懂德语。敌人遇到越来越强烈的抵抗：在完成德国定货的企业里工人们消极怠工，还与德国警备队暗斗。抵抗的鼓舞者和组织者是丹麦共产党，它吸引了所有的真正爱国力量。皮德一开始就同共产党人合作。
占领当局没有立即迫害丹麦共产党人及其他反法西斯人士。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进攻苏联以后，占领当局才命令丹麦军队逮捕了很多共产党员，连丹麦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也被逮捕了，其他党派的议员大声疾呼，议员所享有的民主是不可侵犯的。许多被捕者被送进了德国集中营。
1942年《社会民主党人》报星期副刊编辑请读者评选他们认为比较好的作品，一连三个星期读者寄来了他们的意见，数量最多的是《皮德斯特鲁普每周漫画》（他的画登在这个栏目上）。为即将出版的那期报纸皮德准备了名为《自画像》的连环漫画,他想说明画家的工作是何等复杂，有时为了找题材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有些非同寻常。副刊编辑觉得这套连环漫画很好笑，但是画家自己可顾不上笑，他好像觉得自己已文思枯竭了。这是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他的最后一套连环漫画。也许为了鼓励一下画家，他被通知他的稿费将提高一倍。
尽管在8年里皮德是社会民主党的合作者，但他没有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在丹麦被占领期间这家报纸成了他的特殊挡箭牌。为了让丹麦警察和盖世太保认为他只是在丹麦社会民主党机构里完成自己的职责，皮德继续去编辑部上班。这段时间里皮德也画漫画，讽刺与占领者合作的丹麦人。这些画是画在明信片上，作为明信片传播开来。
在这个时候皮德已经与处在地下的丹麦共产党联系上了，他用他的作品帮助共产党。共产党员们出售画着皮德漫画的明信片，赚得的钱作为丹麦共产党的储备基金，用来支持抵抗运动。皮德画这些漫画时尽力使别人不能根据风格猜到它们的作者是谁，但是，不很成功。在这个时候他的风格已经完全形成了，在每张画上都可以看出他的风格来。现在他画投敌分子时不像平时那样用一条匀称的线条而是用若断若续的细条，在大张的漫画里他可以画得使人看不出习惯的“皮德式”风格来。但在价格低廉的小小明信片上漫画上的细线条连成一条线，分不出区别来了。
怎样使自己具有通常所说的“皮德”风格呢？画家自己是这样说的：
“我成为报社的美术编辑时在我面前出现了怎样画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突出个人的时代每个画家都首先运用各种巧妙的方法竭力追求独特的风格。我决定不采取类似的努力，相反使自己的画不纠缠于艺术形式，我努力使成年读者都能看懂我的画。我是根据所画的题材、报纸版面大小，甚至根据我所画的对象。来确定我的艺术形式。我注意版面的整体效果，被线条粗细与报纸版面所用的铅字相谐调。我竭力用典型的丹麦方式表达思想。经验告诉我典型的丹麦方式往往是全人类的共同方式。我的画各国人民都能看懂。
国际上公认赫尔卢夫·皮德斯特鲁普创作的鼎盛时期是在丹麦共产党机关报《土地与人民》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在这里他获得了展示才干的广阔天地。
皮德回忆道：
“丹麦共产党中央机关允许我自由说出我的意见，有充分理由使我感到心满意足。《土地与人民》报刊出了我讽刺叛国者和附敌分子的漫画。后来我的讽刺作品的矛头指向赫赫有名的‘马歇尔计划’，指向冷战，指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德军国主义化，指向原子禅”。
画家还继续揭露资本家是怎样毫无人道地剥削劳动大民的。他一贯认为他用他的画直接参加了阶级斗争。在一次答记者问时他说：
“帝国主义者有什么资格假仁假义地宣传所谓人权？要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失去了人的基本权利--劳动权利，他们还奢谈什么人权？我过去和将来都在自己的漫画里揭露令人愤怒的不公正行为。希望我能用我的漫画帮助劳动人民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自然，画家在《土地与人民》报工作以后，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很快明显地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反动报刊发现这个“有希望的画家失去了幽默才能”。还把类似的污蔑不惜版面地刊登出来。
1947年11月4日，皮德讽刺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的部长舒泰凯的漫画发表了。舒泰凯在德国占领期间企图拘禁丹麦共产党员，把他们送进集中营。
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突然粗暴地指责皮德，说他是个“放毒者”、。“恬不知耻的小人”。指责皮德是反犹太主义者，尽管大家都知道皮德过去和现在都公开反对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
1947年出版的《凡巴赫艺术百科词典》中独立成篇地介绍了皮德，而在197O年出版的丹麦艺术家手册却没有把皮德收入该手册。这可以反映出官方对他的态度。
连不著名的资产阶级出版社也对皮德发起攻击。事先约了稿的书籍插图都违约交给了其他画家。书商和售货亭的售货员把皮德的画册从柜台上取了下来。不要他参加《圣诞幽默》丛刊的编辑工作。皮德的画册从艺术展览馆的陈列架上消失了。这不仅刺伤了画家自尊心，而且影响了他的家庭收入。
关于丹麦战后最初几年的情况和他自己的创作，皮德是这样说的：
“自1945年起反动派就开始反对抵抗运动的参加者，特别是共产党员。降低有选举权青年的年龄，选举议会和公共机构的允诺没有兑现。在叛国者中遭到追捕的只是些小罪犯（有的人已经被枪毙），而对曾执掌大权的罪大恶极的大头目却宣告无罪，或者不予追究。自然在那段时间里我在连环漫画里揭露了反动派的不法行为。”
“丹麦从纳粹德国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后”，皮德说，“反动派开展了同情运动，不是同情反法西斯的牺牲者而是要大家同情法西斯分子。大家感到奇怪，战前令人崇敬的反法西斯英雄现在成了法西斯罪犯的维护者。他们妄图使我们相信，作为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应该表现出同情心来，这些法西斯罪犯在占领期间犯下的罪行已经被湮灭了。这些鼓吹者中有一个是丹麦著名建筑家和作家，他公开要求不仅释放逮捕的叛国者，而且允许法西斯党存在。我把这个人画进自己的连环画《人道主义者》中，画中的老太婆就是影射他的。老太婆对恶狗猛然扑向孩子不予理睬，当受折磨者用石头来保护自己免受哈叭狗的侵害时，她却叫了起来，赶快跑去帮忙……，不是帮孩子,而是帮助向孩子挑衅的狗。”
在那几年里他画的另一幅连环漫画予头是指向背信弃义的挪威诗人阿尔努莱夫·埃凡达拉的。他曾经号召人民为自由而斗争，被法西斯分子关进集中营，是苏联红军解救了他。战后埃凡拉达却投入最黑暗的反动阵营。他竭力反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甚至号召英国发动原子战争来反对苏联。
使皮德与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其他进步人士感到激愤的是法庭对叛国者推迟审判，对明显地犯下了叛国罪的罪犯却作出了宣告无罪的判决。丹麦从希特勒占领者铁蹄下解放出来后，当权者答应人民的改革没有实现。交给这个或那个委员会审查的大众关心的问题长期丢在抽屉里。在名为《委员会》的连环画里皮德表达了自己的抗议。显然委员会成员渐渐变得无动于衷，委员会变成了石冢，在丹麦，多数石冢是建在海盗的坟上。
虽然收入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工作时要少得多，但是他对在（土地与人民）报的工作是满意的。战后，皮德收到过资产阶级出版社给他的稿费，他偶尔为他们的书籍画插图和参加《圣诞幽默》丛刊的编辑工作。但是渐渐这些工作没有了，反动力量不能原谅他转到《土地与人民》报工作。妻子是支持他的，她以平静的态度对待家庭收入的减少。但是年复一年．赡养家庭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丹麦物价增长速度超过了工资收入。皮德和妻子爱伦不得不退掉哥本哈根的房子，搬到以前他双亲住的在阿勒廖达郊区的房子里。
这座低矮而整齐、盖着草房顶的房子，像乌克兰的土坯房，只是没有刷白色和赭色。在这不大的地段上有一块像毯子似的草地，周围种上了鲜花。夏天种在院子里的仙人掌的品种就不少于2O种。其中凡利肯仙人掌还是从索契带来的。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时，把这种仙人掌装在火柴盒里带了回来。他的小儿子马尔金负责照料这些仙人掌和花，现在马尔金已是哥本哈根大学生物系的毕业生了。大儿子亚尔齐和女儿丽娜继承父业成了画家。亚尔齐近来在写生画上试身手，丽娜在设计纺织物上的图案集方面有超群的天才，她所设计的地毯和挂毯参加过许多次展览。
皮德的房间很舒适。墙上挂着版画、宣传画和绘画作品。在显眼的地方挂着画家母亲富有表情的画像，这是他父亲画的，表情画得很自然。讲排场对这个家庭是无缘的。亚尔齐也忠于这个传统，他也为他的父亲画了幅质朴真实的肖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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